澎湃新闻/李子建

1895年7月，路易·卢米埃用他刚申请到专利的电影放映机，记录着法国摄影行业协会的成员们在里昂的行程。彼时摄影技术已经存在60年，而电影仍是一项新发明。面对路易的机器，不少人忸怩地笑着走过，也有人挥舞着帽子示好。其中有一个叫做儒勒·詹森的摄影师，却神情严肃地对着路易和他的机器拍下一张照片：这是人们已知的，两种摄影形式的第一次会面。从这里开始，摄影与电影这两种视觉文化媒介的基本形态，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交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和电影是怎样影响着彼此？二者的交融又产生了哪些奇妙的结果？

讲座嘉宾：汤惟杰、陈畅、黎小峰、顾铮（从左到右）

戴维·卡帕尼的著作《摄影与电影》近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录于“当代学术棱镜·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系列”之中。卡帕尼以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的一张宣传剧照为起点，在对丰富的影像材料的分析的基础上，从时间性、叙事、先锋艺术等角度，挖掘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摄影与电影两者互为启发、不可分割的关系图谱。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摄影评论家、策展人顾铮教授，纪录片导演黎小锋教授，文艺评论家汤惟杰副教授，同《摄影与电影》的译者陈畅博士一起做客西西弗书店，就彼此对《摄影与电影》的阅读体会与思考进行交流和分享。

据陈畅介绍，本书兼有关于电影台前幕后的故事讲述与极具学理性的材料解读，因而同时面向摄影和电影爱好者们以及对于视觉文化具有理论兴趣的读者。不仅如此，由于书中的许多图片资料来自艺术展、画廊和展览馆，其版权十分珍贵，所以本书也具有一定的收藏意义。顾铮则指出，电影和摄影现在已经成为人文教养的新的知识和新的“古典”，只要是对人文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汲取养分、开拓视野。

在电影的影响下，摄影如何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定位

陈畅向读者介绍，本书的作者戴维·卡帕尼有着学者、摄影师和策展人的多重身份。在《摄影与电影》中，卡帕尼将侧重点放在“摄影”之上，阐述摄影在当代的运动影像文化的主导下如何与电影对话、如何调整自己的叙事、形式与定位的过程。《艺术评论》这样总结本书的立场：“《摄影与电影》一书没有夸大电影的霸权，它论证：当电影超越摄影，它同时也满怀爱意地将之供奉起来。”

《摄影与电影》

顾铮对此加以补充。对于摄影在电影技术冲击下遭遇的挑战，我们并不陌生。1839年摄影术发明之时，曾有现实主义画家哀叹道，“绘画死了”。就狭义的现实主义要求而言，摄影的确可以比绘画做得好很多。但是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画家重新思考绘画和“本体”和自己的使命，从而催生了美术史上的诸多变革。同样的，虽然电影技术和摄影技术问世的时间间隔并不长，但是电影的观念、语言和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摄影。这逼迫摄影师去思考，摄影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新的可能性？?

剧照、海报与电影连环画：电影的物质样态

对于“电影与摄影”这个话题，顾铮从自己的个人史出发，向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小时候和同学看电影时，他会用相机把那些他们喜爱的画面拍摄下来，然后再将照片冲洗出来。顾铮说，这也算涉及到了两种影像文化的转化与联系，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此外，顾铮还将一本《生死恋》的电影连环画带到现场，唤起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据顾铮介绍，作为电影的一种物质转换形态，电影连环画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翻开手中的《生死恋》，版权页上的初版印刷数量竟达到了112万册——顾铮说，电影连环画作为一个视觉消费的古典产品，在当时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

顾铮手拿连环画

汤惟杰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电影需要基本的放映和观影条件，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只能通过纸质媒介来满足观影需要。电影连环画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电影传播形态，这也让电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普及。

电影的另一个重要的物质传播形态是剧照和海报。顾铮回忆起从前影院橱窗中的电影剧照和海报：为了大批量发行，影院需要做复制底片，然后再用银盐照片的方式去洗印。这种洗印方式使得大部分人看到的剧照不如原照清晰，但是这也为剧照和海报带来了一种柔和与软糯的味道，反过来给电影笼罩了一种神秘的色彩。顾铮感慨道：“这些属于电影文化史的东西，在电影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被我们忽略和遗忘了。”关于剧照，汤惟杰补充了一个细节：在电影的制作团队里面，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静照摄影师，在一段戏开拍或拍完之后进行单独的剧照摄制。而电影连环画则往往会用电影拷贝上的画格来洗印，这是二者的不同。

静态照片与纪录片：“真相浮现时刻”与“诗性表达”

黎小峰则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观影经验出发，对摄影与电影的关系展开进一步讨论。黎小峰坦言，作为纪录片导演，他和静照摄影也有紧密的关联；其中最直接的便是海报的制作与使用。据黎小峰介绍，他的纪录片海报一般是从成片中挑选一个画面制作而成，有时也会有摄影师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进行抓拍。黎小峰在分享会的现场也将自己纪录片的海报做成幻灯片，与在场的听众分享。他说：“制作这些海报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很不踏实，不知道对于我的纪录片是否合适。所以拿出这些海报相当于提出一个问题来，让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

黎小峰纪录片海报

黎小峰概括了自己五部纪录片的内容：《夜行人》将镜头聚焦在北京香山一个卖艺盲人和她的女儿身上，试图展现：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小人物怎样努力争取有尊严的生活。《无定河》跟踪陕北两个普通的三轮车夫，怎样执着一念，如母鸡孵蛋一般，把孩子一个个送到远方的大学。《我最后的秘密》讲述的是一个九旬老太和她的保姆，怎样在记忆的纠缠和金钱的迷失中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遍地乌金》则将故事背景放在近年来一跃成为“中国科威特”的榆林。《昨日狂想曲》则聚焦一个唐吉柯德式的中国人，开着一辆插着红旗、放着红歌的“战车”，漫游全国，梦想回到过去，建立一所乌托邦式的大学。这部纪录片试图展现人与历史之间互相书写、互相建构的微妙关联。

《昨日狂想曲》海报

汤惟杰向听众着重推荐了《昨日狂想曲》。据他介绍，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曾经是军队的学雷锋标兵，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失误。这让他一下子不知所措，甚至选择从部队中逃出去。一个小差错就这样变成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昨日狂想曲》是跟拍这个战士很多年的作品，讲述这样一个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境况与遭遇，非常耐人寻味。据黎小峰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海报里定格的便是故事中的一个极富戏剧性的镜头：他想象自己站在天安门上向众人挥手、人们向他欢呼；镜头一转我们却发现，向他欢呼的其实是一堆白菜，而他正站在一块白菜地里。

关于纪录片和静态照片的关系，黎小峰分享的第二点是“纪录片的真相浮现时刻与静态照片的决定性瞬间”。据他透露，《摄影与电影》中的这样一句话对他启发很大：“也许是摄影孕育了电影，但是使决定性瞬间成为可能的是电影。”静态照片，尤其是新闻摄影，往往会追求“决定性瞬间”。黎小峰说，《摄影与电影》中那张名为“1945年德国德绍拘留营，一名妇女认出了告发她的盖世太保眼线”的照片，便是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很好的例子。

“1945年德国德绍拘留营，一名妇女认出了告发她的盖世太保眼线”

相应地，纪录片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往往会期待并等待着属于一部作品所特有的“真相浮现时刻”。黎小峰这样描绘“真相浮现时刻”的巨大魅力：“它可能是不期然而来的，也可能是你在长久的等待中突然出现的。但是它一旦出现，就会颠覆你对整个故事和人物的看法。我甚至以它作为判断一个纪录片是否优秀的标准。它不一定是影片的高潮段落，也不一定是最后的结局，但是它的出现会让你明白，这部片子完成了。”

《旧世界群像》结尾静照

最后，黎小峰补充了静态照片在纪录片中另一种可能：在纪录片中使用静照，可能是诗性表达的一种手段。他以1972年的捷克纪录片《旧世界群像》为例——这部作品的特点便是对运动影像和静态照片的结合。对此，黎小峰说，“他在运动影像中插入一些静照，让你通过静静的凝视，逐渐产生出一种对细节的迷恋，从而感受到一种诗性。”《旧世界群像》聚焦在一个破败村庄中的被遗弃的老人，其中有一个人对生活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的双腿残疾，但我用这样的方式更加靠近了大地”。黎小峰感慨地说，这不就是诗吗？

从译者到鸟类摄影爱好者：陈畅与《摄影与电影》的故事

陈畅坦言，她最初与这本书的接触是比较偶然的。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寻找《摄影与电影》一书的译者，恰好她那时正在做一个戏剧和电影的比较研究，在导师的介绍下，便接触到了这部著作。陈畅说，她初读前言，便感受到作者的语言非常舒服和优美，便接受了翻译工作。据她介绍，当翻译至对动物的连续摄影部分时，她被迈布里奇照片中马的肌肉线条的肌理所深深吸引，这开启了她作为“动物摄影师”的生涯。最初，她拿起相机拍摄家中“猫狗大战”的瞬间，后来发展为对鸟类摄影的痴迷。

“横向奔驰”（《运动中的动物》一书里的藏书票）

翻译到书中关于摄影师角色的部分时，陈畅也开始反思自己和摄影之间的关系。她借用书中的一句话，“摄影师能在置身于这个世界的同时又出离在外”，作为鸟类摄影爱好者的她也越来越对自己手中的相机与世界的关系感到好奇。由于自己翻译过程中的丰富经历，陈畅也对这本书的读者给出了自己的期许：她希望大家不仅能在知识的层面进行阅读，也能借此深挖出自己生活中更为精彩的内容。